总之，交易经同意便具有拘束力的原因可能是复杂多样的（未必是意志哲学通常所主张的理由），但无论如何，在法律上直接导致一经同意或达成合意便具有拘束力的因素都离不开裁判官赋予诉权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它使当事人之间的普通合意越过临界点而演变为具有法律意义的契约所构成要素的关键因素。

（二）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拒不签署同意意见，或者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故意签署同意意见的。他指出：第一，一些国家的宪法或者法律条文可能直接规定了非国家组织的责任。

该法第32条规定：政府和社会举办残疾人福利企业、盲人按摩机构和其他福利性单位，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例如，1949年国际劳工组织签署的《组织权利与集体谈判权利原则的实施公约》宣称：工人在就业中的反歧视行为，应当得到足够的保护。倘若某一规范只为国家指明目标，显然缺乏判断和审查标准，法院无从进行合宪或违宪判断。虽然这些案件审判的都是个人，但都毫无例外在指向了企业的义务与责任，法院的这种态度表明了企业自身违反了它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尽管这些权利涉及的仅是人的尊严、生命权等传统的自由权。国家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国务院也可以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落实和实施保障宪法基本权利的义务，国务院制定的《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就是一例。很显然，这里对生命权的解释不同于作为防御性质的自由权，而是一种保全生命质量的积极意义的生命权，带有社会权性质。并且，全面提升国家的制度能力和制度运行水平与从地方实际出发之间非但不矛盾，反而是相互促进、互为表里的。

因此，从提升国家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塑造公民意识、弥补中央治理欠缺等方面分析总结我国目前地方法治试验的深度、广度和限度当是相对最为有效的审视角度。基于以上论述，笔者在下文中拟以湖南、广东和浙江3省的法治实践为例，以类型化的方式对3省近年来实施的法治建设措施进行解读，并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对这些措施加以审视。外国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粤代表处有28家。近年来，广东省通过各种方式逐渐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各自边界，鼓励把社会组织培育成社会治理的主体。

从个体层面看，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即任何人和组织的社会活动均受到既定法律规则的约束。当然，这些并未穷尽地方法治试验的范围。

从工作任务分解的角度看，显然这种分类最为便捷，也便于各机关从各自职能的设置出发迅速定位自身在法治建设中的职责。实际上，只有同时推动多个层面的法治建设，才可能走向真正的法治国家。[21]事实证明，基层村委会海选对于全国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40]参见陈柏峰：《无理上访与基层法治》，《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

[43]所谓试错，是指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鼓励和引导地方改革试验，并在试验中始终保持一种国家建设高度上的自觉，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实用主义与倡行法治精神的理想主义之间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法治发展之路。[13]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将制定《行政程序法》纳入了我国的立法计划，但由于各种原因制定程序至今仍未启动。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第2条规定：党的机关的公文，是党的机关实施领导、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格式的文书，是传达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请示和答复问题，报告和交流情况的工具。[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编制社会组织名录及考核办法，给予资质优良、社会信誉好的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优先权。地方法治试验的种种措施是否符合国家建设的根本需求，是否能有效推动国家建设的步伐，是检验地方法治试验是否偏离正确轨道的基本标准。

[4]同时，法治也绝不只是一套政治秩序的建构方略，而是一种理性规范的再造和公民观念的塑造过程，直至实现所有的阶级都对国家的现行法律表示巨大的信任，以一种爱父母的情感对待现行法律。从2008年至今，民主恳谈的范围已经全面扩展，从乡镇扩展到市级部 门，从党内决策实验确定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等。

2006年1月，《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浙江的战略任务。湖南案例坚持从行政权力切入，为行政权力提供正当法律程序。从党的地方省委层面提出对党的红头文件进行备案审查，可谓开风气之先。先行法治化试图解决的是法治转型的路径问题，其实质乃是探寻法治建设的初始动力和初始路径而非最终成果。[26]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市场对法制的渴求，如温州模式被认为是自生自发的诱致型制度变迁。[14]2009年湖南省石门县委宣传部以公函的形式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发文，称《中国妇女报》湖南记者站的工作人员成某某有违法违纪行为，发文中竟然包括疯狗、瘟神、丧家之犬、黄鼠狼等字眼。

从世界范围看，自16世纪开始，在财政、军事和司法等3个领域，专业化已在较先进的国家被迅速推广。在明确行政权力有限性的同时，提高行政权力行使的有效性。

2011年浙江省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成为全国4个省级国内生产总值3万亿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所谓恪守，是指作为法治底线标准、没有伸缩余地和弹性空间的硬指标必须坚持。

2001年，浙江省温岭市出台有关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把民主恳谈定位为民主、服务、教育，对民主恳谈的形式和内容作了规范化、制度化的设置，规定了民主恳谈的程序和方法、决策的实施过程、结果的监督等内容。然而，法治建设的原动力问题依然需要在地方法治试验中不断地加以探索。

[42]苏力：《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38] SeeKevinJ．O'Brien，LianjiangLi，SelectivePolicyImplementationinRuralChina，ComparativePolitics，Vol．31，No．2，1999． [39]参见白平则：《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改革的目标模式：强社会、强国家》，《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3期。[3]虽然上述观点看似不无道理，但实际上都忽略了法治作为一种治理逻辑，并不单纯是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度体系，也不仅仅是只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予以实施。参见广东省司法厅：《律师工作统计数据》（2011年6月），http：／／zwgk．gd．gov．cn／006940167／201109／t20110922＿283005．html，2012－05－14。

[15] 参见申欣旺等：《党委红头文件也要审》，《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31期。第二，为权力行使提供正当法律程序。

并且，只有这种互动才能使我国的法治建设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二）从公民出发：地方法治试验的广度拓展 当前，地方法治试验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科学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律监督、法制教育，即立法、行政、司法、监督和普法5个方面。

例如，浙江省创立的民主恳谈制度、民主听证制度、党代表常任制、五常委会旁听制、村务监督委员会制等民主参与制度，正是塑造公民意识的重要探索。2006年5月，浙江省正式启动法治浙江建设。

因此，地方法治试验的种种举措能否强化国家能力和社会力量，并正面引导这种力量在国家建设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是检验地方法治试验是否具有深度的重要标准。  周尚君，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31]在政治学者看来，国家建设是政权更替的问题。在湖南案例中，湖南省在全国率先制定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就是在国家行政程序立法空白的前提下，以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进行的先行先试。

[26] 参见陈柳裕等：《论地方法治的可能性———以法治浙江战略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当然，地方分权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

世世代代的国家统治者们都面临着如何建立起稳定的治理结构，如何担负国家机构的繁重任务。浙江案例重视对市场法制的建设培育，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市场社会的成熟。

公民权利可以从权利保护、宽容、维权和救助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和提炼。在乡镇财政预算编制和初审中，新河模式将公众参与和人大代表履职结合起来，规定人大代表5人以上联名可提出预算修正案，这在国内属首创。